林风眠致力于艺术教育和绘画创作。他学习西洋画法，并融入中国文化，创作过以反封建为题材的油画，另对中国传统绘图，如隋唐山水、敦煌石窟壁画、宋代瓷器、汉代石刻、战国漆器、民国木版年画、皮影等也加以研究。在创作上尊重中外绘画和民间艺术的传统，反对因袭前人，墨守成规；主张东西方艺术要互相沟通，取长补短。他的作品追求意境，讲究神韵、技巧，强调真实性与装饰性的统一；图常密不透风，但不觉局促，运用明亮的色彩，强烈中显示出柔和，单纯中蕴含着丰富，既对立，又统一。

1926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，林风眠的画作以油画居多，取材于军阀连年混战、政变屠杀、民不聊生等黑暗现实，呼唤人道主义，抗争意味浓烈。画风倾向于表现主义，构图简约，笔法凌厉，用色强烈而凝重；1931年后，遂转攻国画花鸟、风景和人物，在造型、设色、空间处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融汇中西的尝试，运笔简洁、迅疾，色彩斑斓，画面蕴藉、灵动，已具有了“风眠体”的雏形。

在艺术手法上，林风眠拓宽了融汇中西的语言构架，张力四溢的构图、灵动的笔势、如梦似幻的光色、信笔率真的写意，单纯素净的形体，这里面既有油彩之浓郁，又兼水墨之清灵。在精神层面上，不管是悲壮、孤独、沉郁，还是空灵、优雅的审美取向，始终都沿着生命的情状做多角度的演绎，淬炼成特立独行的林风眠格体。

在抗战期间，林风眠仍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，拒绝转投写实主义，不喜欢“照相式刻板与平俗”。他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，偏爱风景、花鸟、仕女、苗疆与戏曲人物等“小众”题材；在技法与材质上，他打破油画、水粉、国画等边界，探索方形构图、瓷绘笔线、空间糅合、光线透视、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，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、错置、嫁接和重组。这种“调合中西”的尝试，绝非患得患失、流于皮相的“修补”或“妆点”，而真正是由内及外、由个性语言到气质内涵的涅槃。

林风眠兼容西方艺术中的审美意识与表现手法，重视外师造化，悉心体会感悟自然中的生机、节奏与诗意，遂融合中西，尽脱窠臼，别开生面，独创出一种富于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而又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。其画好用正方形构图，不留或少留空白；笔法灵动奔放，富于变化；墨与色的交融郁勃淋漓，浑然一体。